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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路上的背后:被忽视的女性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?

2020-07-08 18:00  [来源:新湖南]   [编辑:]
 随着二十世纪后期新自由思潮的兴起和进一步的个人解放,“垮掉的一代”化身为其他的表现形式,在新一代年轻人的行动中走向了另一种意义。这短暂的一代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印象深刻的作家:凯鲁亚克、肯·克西、金斯伯格……然而——为什么驰骋在公路上喝酒写诗的都是男性?那些在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女性,又在这场运动中扮演着什么角色?

母亲与家庭的影响

“我们听说过弗吉尼亚·伍尔芙,但并不觉得她和我们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垮掉的一代”恰好出现在时代交替的夹缝中,当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拉开了嚎叫的序幕时,性解放还没有到来,美国的女性运动也没有到来,相反,当时的美国社会还陷入了保守氛围中,金斯伯格的诗集刚刚写完,就因淫秽色情等原因被查封为禁书。就连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批评家,都没有表达任何对“垮掉的一代”的支持,而且还觉得他们充满危害。

 

 

卡罗琳·卡萨迪

凯鲁亚克等人自然不会在乎那些知识分子毫无生气的评论,他们用平民的语言写作,描写街头男女的对话与寻欢作乐的场景,可是街头的底层市民也对“垮掉的一代”并不买账——他们的生活是粗俗的,但向往的审美目标却是《纽约客》。高不成低不就的困境塑造了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孤独,也让凯鲁亚克等人长期对文学道路陷入了自我怀疑。这个时候,愿意追随这群人的,都是为他们的人格魅力着迷,或极具勇气与叛逆心的女性——即使她们知晓跟随这些颠沛流离的家伙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

 

 

电影《在路上》剧照。

先从母亲这个家庭角色说起。“垮掉的一代”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对母亲有着不弱的依赖心理。《在路上》中的凯鲁亚克极尽潇洒之能事,自由旅行,无拘无束。但在去年发现的一份手稿中,呈现了凯鲁亚克潇洒背后的一面,在这封信中,他要求自己的母亲赶紧给自己汇一笔50美元的资金,否则,“您的儿子就不能认识更多的漂亮女友,也无法住上更好的公寓”。乔伊斯·约翰逊回忆中的凯鲁亚克喜欢深色头发的女人,但在一次旅行中,凯鲁亚克既没有带深色头发也没有带金发女郎,而是带着灰白头发的母亲进行了一场诡异的“在路上”。

“杰克本人从没成功做到无根无本。实际上他的根如同被铸进灵魂的钢铁,把他和姆妈永远连在一起,在他东游西荡的间隙让他变得呆滞,提醒他何时回到她身边,努力成为她想要的儿子。”

(乔伊斯·约翰逊《小人物》)

艾伦·金斯伯格的母亲给他带来的困扰更大,他时常接到医生的电话,被告知母亲的精神状态并不稳定,需要做脑部切除手术之类的建议。兴许是赡养母亲,承担家庭责任这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增添了太多负担,让“垮掉的一代”中的许多人对于未来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家庭责任避之不及。同时,这些事情也给他们带去了难以消磨的阴影。在金斯伯格的母亲做完手术后,她的暴力行为没了,但记忆和性格也没了,沦为植物人一般的呆滞。金斯伯格的后半生都为此而懊悔,也坚定了金斯伯格绝对不放弃个性、阉割自身灵魂的决心。对年轻女孩来讲,与这些人成为情侣或夫妻,意味着无限的风险与不稳定。后者是她们所追求的生活状态,而前者带来的只有痛苦。

拒绝所有负重的作家们

“垮掉的一代”所流传的轶事中,最具争议的是威廉·巴勒斯与妻子琼·巴勒斯的故事。琼几乎不睡觉,二十四小时都靠毒品来维持神经的兴奋。即便如此,巴勒斯夫妇还是认为美国的法规管束太多,于是搬到了当时的法外之地墨西哥。在一次聚会中,琼想要让丈夫当众展示湛的枪法,就把一个酒杯放到了脑袋上让巴勒斯射击。然后,射偏的巴勒斯打爆了她的头。

 

 

·巴勒斯

打爆妻子脑袋这件事情让巴勒斯陷入了诉讼纠纷,他懊悔不已。但除此之外,他还有一点庆幸——因为杀死妻子这件事情让他得以从家庭中解脱出来。另外一位以死亡终结故事的女性是爱丽丝·考恩。追求自由与野性的爱丽丝有着多位伴侣,既有男性也有女性,后来,她在同样追逐野性与幻觉的艾伦·金斯伯格身上发现了近似于迷幻的共鸣。不过,在金斯伯格的心里,爱丽丝只是个短暂的情人,在一段情缘过后,金斯伯格并没有给予爱丽丝更多的回应。1962年,在留下了一首诗歌后,爱丽丝选择了自杀:

独自一人

哭着

我哭着醒来

独自一人

在床这座黑色的公园里

另外,尼尔·卡萨迪的妻子卡罗琳也屡次陷入崩溃自杀的危机中。在与卡罗琳结婚后,卡萨迪又拥有了新的情人,还提出了和对方结婚,然后每年在两位妻子那里各度过六个月生活的建议。而在凯鲁亚克身上,他所做的最过分的一件事情是在女友比莉·荷莉黛怀孕并生下孩子之后,他竭力证明那孩子并不是自己的骨肉,而是女友和某个波多黎各人出轨的结果,最终甩掉了所有养育的责任。这件事情,乔伊斯·约翰逊《小人物》中写到荷莉黛的深肤色孩子的确是波多黎各人的血脉,而比尔·摩根在《垮掉》中则写道这只是凯鲁亚克为逃避责任而找的借口。

 

 

乔伊斯·约翰逊

只能选择“玉米饼”的时代

无论事实真相如何,毫无安全感、煎熬、痛苦都是当时与“垮掉的一代”结交的女性们的主要情感经验。除了他们过度的放浪形骸之外,这种痛苦也有着时代限制的原因:当时在美国,同性恋被视为一项禁忌。

“垮掉的一代”中,威廉·巴勒斯和艾伦·金斯伯格都有同性恋的倾向。而在金斯伯格身上,医生给出的建议是让他多和女性发生关系,发掘乐趣,以此来治愈“不合理的”性取向。巴勒斯知道了这件事情后,立刻给金斯伯格写信,认为他应该正确看待自己。在信中,巴勒斯将女性比喻为玉米饼,将男子比喻为牛排,“不管我吃了多少玉米饼,我仍然想要牛排”。寄出去之前,巴勒斯的妻子琼还阅读了这封信,然后对巴勒斯说,反正你现在只能靠玉米饼活着。

只能选择玉米饼的时代让“垮掉的一代”中的男男女女都变得无所适从。在这场运动中,女性是他们的灵感源泉——但也像灵感一样转瞬即逝。无论是巴勒斯还是金斯伯格都无法公然面对自身的情感。再加上他们对根系、束缚、思想规则等事物的厌弃,令他们难以忍受任何看起来可能成为负担的事情——哪怕是应尽的责任。这些反馈在女性的身上,则让她们变得看起来只是“在路上”跑车里的顺风乘客。

在乔伊斯·约翰逊的《小人物》中,她描述了很多女性人物。她们大都毕业于美国高等院校,热爱文学。她们受到了凯鲁亚克、金斯伯格等人魅力的吸引,才更坚定地抛弃了平庸生活。她们带着永恒爱情的幻想,却发现在那群人的心里只有短暂的激情。

 

 

《小人物》,乔伊斯·约翰逊著,李兰译,大鱼文库丨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6月版

而且在当时,美国女性刚刚拥有独立工作与生活的权利,她们还无法实现更多的理想。就像爬山,开车远行的时候,也必须要有一个主导的男性,而她们则只能跟随主导者的高度与远方。

尽管她们的命运令人遗憾,但也正因为这些投身于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女性,它才从文学团体转变成有更强社会影响力的运动。正如乔伊斯·约翰逊在书中所写的:

“如果你想要了解‘垮掉’的女性,就称我们为过渡吧——一座通往下个年代的桥梁。在20世纪60年代,当年轻姑娘离家的权利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,我们会质疑每一种限制女人生活的设定,并开始漫长的、永无止境的改变自己同男人们的关系的工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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